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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邵丽:她有隽永的美|付秀莹印象记

文 | 邵丽

来源:生活周刊

邵丽:她有隽永的美|付秀莹印象记

付秀莹人美,在文坛是有口皆碑的事。

这美,一目了然在外貌,却更在其内里的娴静与从容。在我看来,秀莹的美,全然是“中国式”的,有根底,有来路,一如她的名篇《爱情到处流传》的起始句:“那时候,我们住在乡下。”这个句子,不啻是秀莹对自己的认领,开宗明义,她道明了自己从哪儿来,根底何在,以及,最终朝向哪儿去。

时风中的美,我们领略过无数了,那种“大张旗鼓”的、“来历未明”的、“虚张声势”的,从来不令人踏实。相较之下,一句“那时候,我们住在乡下”,却美得葆有尊严,在不事声张的平静中,有着对自己、对出生之地的信心。同样,在《爱情到处流传》这个短篇中,秀莹所处理的那个乡间爱情故事,在我们的文学经验中也许并不鲜见——它们大多会以邪僻的气息营造出人性的绝望。而秀莹则以一个孩子的视角,写出了大地之上人的宽厚与善意。这很了不起,毋宁说便是一个作家世界观的彰显。她视世间为美,由之表里如一,美出了可靠性。

也是从这篇小说开始,我记下了付秀莹这个名字。

文坛就这么大,随后我们便有了多年的交往。具体第一次因何相见,却已经记不得了。这个“记不得”,倒也暗合秀莹的气息,她不是那种初见时分便给你“刻下”疤痕一般记忆的女性。现在想一想,许多记忆深刻的初见,原来大多是借由“因何”而达成的,是事情的由头大过了初见之人,于是便“深刻地记得了”;而有些人,是大过“事由”的,他(她)们本身就是鲜明的存在,即便无所事事地来到了你的面前,你也会记得那不用使劲儿留存竟也无从抹去的印象。那是风拂面、水绕指的记忆——

她娇小,披一头如瀑的长发,穿一件紧身的麻料斜襟白色小上衣,下面配一条粉紫色的长到脚踝的喇叭裙,走一步,会晃出一点点的手工做的棉布鞋尖儿。像极了一朵倒开的玉兰花。

这般风韵,可不全然便是“中国式”的吗?当然是。但中式的扮相,于今我们也见得多了,如实说,十有八九,扮出了“戏装”的架势,人和行头是“隔着”的,将雅致弄出了戏谑的味道。而秀莹,人生得古典,心亦生得古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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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看她写下的那些篇章:《旧院》《笑忘书》《锦绣年代》《小米开花》《翠缺》《迟暮》《六月半》《苦夏》……直至最近的《陌上》。仅从这些篇名,便能领受到古典精神的韵致。这肯定不仅仅只是一种命名上的策略,若是如此,亦是“戏装”扮相的一路;秀莹是将此种精神孕化为根本审美了的,在一定意义上,“策略”是小说技术的要求,而秀莹的美学观在我看来多少则是有些“反技术”的。

她的作品几无戏剧化的激烈冲突,多在寻常中着墨,比起情节的跌宕起伏,她更信任语言本身的能量。这种对于母语的信心,同样可以用那句“那时候,我们住在乡下”来比拟,她忠诚地承续着自己的文明,不为时风所动,中国古典美学中那些以韵味取胜的魅力,附丽于她的写作,让她突出地将自己与同辈作家区别了出来,也将自己与所有热衷于扮上戏装的女子区别了出来。

邵丽:她有隽永的美|付秀莹印象记

她是真的自信,是真的文化自信。

这种自信,让她娇小的身量内藏活力。她绝不纤弱,甚至时时会令人感到某种饱满的力量感。这便又是一奇了。要知道,所谓古典、所谓淑静,千百年下来,已经令人遗憾地与“羸弱”乃至“软弱”挂上了钩,被如此定义了的女子,何堪大任呢?但发生在秀莹身上的事实却是:除了自己写得好,在《小说选刊》做编辑,她也堪称名编,继而又被委以重任,挑起了《长篇小说选刊》主编的担子。想想也是有趣,《长篇小说选刊》,天然便是一个大块头的架势,而秀莹这样一个娇小的女子,却能负荷在肩。

有一年去山西晋城,八月天,我们俩只穿了薄裙子,旅游鞋都没带,结果山中极冷,又适逢下雨,于是我俩把所有的衣服都套在了身上。那天,我们没有去看那著名的王莽岭挂壁公路,而是窝在被子里喝茶。风景就在不远处,但不去领略又如何呢?原来,我们都是相信风景亦在心田的人。不去努着劲儿地走形式,守着内心真实的天地,是两个女性得以相互辨认的根本。那天的茶喝得不亚于王莽岭挂壁公路吧,像凿通天堑一般,我们也开凿着自己的情谊。

这些年来,我们聚在一起时很少谈论文学,谈的多是些闺中密语。其实这并不奇怪,身为女性,那种体己的情感从来都是更加值得珍惜的。我并不觉得去做一个合格的作家会比做一个良善的女性更重要,想必秀莹也会赞同。她的作品从来都不是那种“野心勃勃”的味道,她只倾心于顺其自然式的表达。写作这件事,在她,大约也不会重要到“压倒一切”,她不是那种“斗士”一般以血为墨的作家,或许,在一定意义上,她还是偏于“消极”的。但这种“消极”并不负面,而是一种认领自己命运的、“宿命”一般的安宁。不强求,她不强求,就像我们不强求冻得发抖也要去看看王莽岭著名的挂壁公路一样。

不强求,于是也就不拧巴,于是让年轻的秀莹处事极为通透。她长得娇小,却毫无娇骄之气,相反还表现得落落大方,有一种了不起的大气。多年相识,我都要佩服她什么场合都应付得来的那份得体。这得体,其实原本也简单,不过是“不装”而已。秀莹不装,因为她不强求什么,也因为她对自己葆有信心——那些伟大的古典传统,那些唐诗和宋词构成的母语,那些广袤的乡村与田地,怎么会是白给的呢?

你看,遇到酒局她也能爽快地喝几杯,喝了酒后,细嫩光洁的脸上就飞出花来。美,真的是很美,真的是美得很中国。

这份“中国美”令秀莹别具周全的体面。好朋友不一定联系紧密,在会上见着了,便腻在一起亲近,分开了,又很少联络,只在心里记挂着彼此。我虽年长几岁,她倒是常常提醒我:对有些不诚恳的人说话时要注意。这个提醒表达着女性间的关切,也表达出了秀莹内在的定力。它与谋略无关,是生而为人必须具有的智性,尤其对于一个女作家而言,这也是自尊的需要。我们需要在世事之前的洞明。

秀莹从她的芳村走来,写了她的芳村十多年。十多年来,她似乎几无变化,她写作的主题与风貌,好像也稳定而恒久。但我知道,时光一定会留下它的重量,在秀莹依然年轻的形象之下,她的内心必然更加地富有了生命本身的阅历;而她的小说,于“不变”之下,实有万千的变化,从最初那种“朝向文学”,朝向了无尽的人民与广袤的大地。

这便是隽永了,她有隽永的美。我想,再一个十多年过去,时光淘洗,许多人与事水落石出,而秀莹将依然隽永地美着。

本文作者:

邵丽,著名作家,河南省文联主席、作协主席。著有长篇小说《我的生活质量》《我的生存质量》,中篇小说《刘万福案件》《第四十圈》《明惠的圣诞》等。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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